我於一九八○年九月到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博士。住進學校宿舍之後，發現同寢室有一位日本同學。我從小聽過一些八年抗戰的故事，對日本人並無好感。但是每到週末，同寢室的另外兩位美國同學常常外出遊玩，留下我與日本同學相對無言也不是辦法。

 

於是我們開始聊天。聊了一陣子之後，我突然覺得自己還滿喜歡同日本人聊天的，因為我的英文遇強則弱，遇弱則強。有一天，我們聊到了孔子，這位日本同學忽然顯得興奮起來。我問他：「我們談到孔子，你興奮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認識孔子。」我說：「你怎麼會認識孔子呢？」

 

他很得意地說：「我們日本人在中學時代都要背誦《論語》。」然後他拿來一張白紙，在上面寫下：「子曰：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看到日本人寫出我們的文言文，還是出自《論語》，我心裏深感震撼。當時我隱約覺得不太對勁，好像自己家中的陳年舊貨，被別人拿去當寶貝了。到底是我們犯了數典忘祖的大錯，還是別人天真幼稚而上了大當？我提醒自己應該認真看待傳統文化了，不然將來可能連自己的祖先是怎麼回事都搞不清楚。

   

 

我到耶魯大學一個月後，去拜訪一位神學院教授。他的父母曾在上海傳教，所以他對中國學生特別友善。

 

在談話中我向這位林貝克教授請教一個問題，我說：「基督徒相信人有原罪，把人看成性惡，這似乎太消極了。相對於此，儒家就積極多了，肯定人性本善。」當時我對儒家的認識還很膚淺，以為《三字經》的第一句話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是一個普遍的真理。

 

林貝克教授坦承他不了解儒家，不過他還是反問了我一個問題：「請問，儒家主張人性本善，那麼中國人會做壞事嗎？中國有壞人嗎？」我說：「那倒是有的。」他繼續問：「那麼，惡是從哪裏來的？」

 

我一時語塞，腦中有如電光石火，糾纏着一個問題，我想的是：「我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問他：基督徒相信人有原罪，但是西方人也會做好事，西方世界也有好人，那麼善是從哪裏來的？」他大概會回答我：「善從上帝來，所以你相信上帝吧！」我知道自己理屈，立刻起身說：「很抱歉，我臨時想到有一件事要做，請容許我先告辭了！」然後奪門而出。

 

當時我深感慚愧，因為大家琅琅上口的「人性本善」，居然經不起理性的簡單測試。我下定決心，一定要把儒家的學說研究清楚。

   

 

我開始抓緊時間學習《論語》。〈鄉黨篇〉記載孔子日常生活的一些細節，很快就讓我感受到孔子的不凡之處。

 

孔子有一天下朝回家，聽到家人報告說：「馬廄失火燒了。」他立刻詢問：「有人受傷嗎？」卻完全沒有問到馬的損失。

 

古代封建社會講究階級，馬廄失火的話，受傷的可能是車夫與傭人。在孔子心目中，人人平等，不因階級而有差別待遇。孔子的年代是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，在公元前第六至第五世紀，這種人道精神與人文主義實在讓人讚嘆。相對地，馬是貴重的資產，但是再怎麼貴重的財物也不能與人命相提並論。

 

孔子與人交往，他怎麼對待朋友呢？當他知道有個朋友過世了卻沒有人料理後事，他就挺身而出說：「我來負責喪葬事宜！」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這種雪中送炭而不計代價的行動，當然出自高尚的心靈。

 

有些人家境富裕，送給朋友車馬，孔子說聲感謝，拿來就用。但是，如果有人把家中祭拜祖先所用的祭肉，拿來送一塊給孔子，孔子卻恭謹地作揖拜謝。由此可知，他重視精神價值遠遠超過了物質價值。以上兩件與交友有關的事，世間幾人能做得到？

 

我對孔子由認識而欣賞，由欣賞而崇拜，在閱讀《論語》時，內心逐漸充滿了熱情。

   

 

我念到《論語．憲問篇》，看到孔子說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心中不免一震。孔子居然感嘆沒有人了解他！他有三千弟子，其中賢者七十二人，為什麼沒有人了解他呢？要如何才能了解孔子呢？最好的辦法是從他的志向入手。

 

孔子表白自己的志向是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〈公冶長篇〉他希望做到：讓老年人得到安養，讓朋友們互相信賴，讓青少年得到照顧。這十二個字的志向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實現過。如果我們嚮往這種大同境界，不是應該設法先認識孔子的思想嗎？這種強烈的動機也引領我走上探討中國哲學的康莊大道。